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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范紫东

2019年04月26日 20:46:35来源:《各界》杂志 作者:佚名 浏览数:889 责任编辑:本站小编

我的父亲范紫东

我的父亲范紫东有八个儿女。大妈文氏生了两儿一女,长子文经,字仲玮,族内排行为三,我们称三哥;长女鸿轩,成年后嫁到礼泉罗家,我们称罗家姐;次子文安,字仲武,族内排行为五,我们称五哥。我母亲徐梦霭生了两儿三女,兄长文豹,族内排行为八,我们称八哥。我是1942年农历正月初一在西安后宰门范宅待雨楼出生的,父亲高兴地对家人说:“这女子是来给我拜年的!”当即给我取名“文拜”。 我下面还有弟弟文驹、妹妹文琴、文才。我在族内姊妹中排行为八,弟妹称我“八姐”。

父亲在世时,我年幼无知,记事不多。印象中家里经常有客人来,外头的、易俗社的先生们来了,父亲就和他们在上房喝茶说话,一会儿高谈阔论,一会儿低声细语,一会儿又朗声大笑。母亲赶忙到厨房炒几个菜,送上去供他们下酒。乾县老家的人来了,父亲总要陪他们吃饭,留他们住几天。

父亲写戏本、做文章,大都是在晚上。母亲哄我们睡下后,就到书房给父亲倒水添茶、搓水烟煤头,夏天用蒲扇驱赶蚊子,冬天看火盆、加木炭。我半夜醒来时,常常看到父亲还在灯下伏案写作。

有空的时候,父亲总喜欢和我们兄弟姐妹玩耍一会儿。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买回来几只鸭娃儿,黄毛绒绒、红嘴扁扁,走起来一摇一摆,可爱极了。那些天,我们兄弟姐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逗鸭娃儿,跟着鸭娃儿跑,给它们喂食,端来木盆放上水,看它们游来游去,庭院里充满欢声笑语,父亲总是站在一旁,倒背着手,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玩。谁知好景不长,有天早上,我们发现鸭娃儿少了一只,到处寻不见。第二天又少了两只,我们急得吱哇乱叫,饭都不好好吃。父亲过来看了看临时垒起来的鸭舍,说:“怕是把黄鼠狼招来了!”傍晚,就叫人把鸭娃儿放进一个竹篮子,拴上绳子吊在屋檐下,白天再放下来让鸭娃儿在院子里跑,这样安生了几日。

有天早上,我们把竹篮子放下来,发现篮子里一只鸭娃儿也没有了,只有几支带血的鸭毛。我们几个张皇失措,连喊带叫,哭得像泪人一般。父亲闻声出来,看了这个场面,叹了一口气说:“黄鼠狼太狡诈了,防都防不住。现在这世道,就是弱肉强食!”又把我们叫到一块,一边给我们擦眼泪,一边乖哄我们:“好了好了,都不要哭了,鸭娃儿走了,咱们念一段‘祭文’,送它们上天吧!”父亲略一沉思,随口道来:“嘴扁扁、脚片片,走路不能上坎坎。可怜你的命短短,给你洒上泪点点。”我们一听,觉得新奇好玩,立即破涕为笑,缠着父亲教我们念。一连几天,我们就在院子里拍着手念这首“祭鸭诗”,背得滚瓜烂熟,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耍,忽然听见父亲在书房里高喉咙大嗓子,好像在训斥谁,就扒在门缝上往里偷看。只见三哥站在脚地,低着头、垂着手、端端站着、一声不吭,父亲拍着茶几,高一声低一声地数落,也听不懂说的啥。文豹哥过来把我们拉到一边,悄声说:“嫑看了,大着气了,教训三哥呢!”我问:“大为啥着气,三哥犯了啥错?”文豹哥说:“大在西安出门,从来都是走路,尤其反对坐‘洋车’,说是‘你坐着、人家把你拉上跑,这不平等。’今天三哥腿疼病犯了,坐洋车回来,在门口下车叫大看着了,叫到书房训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从此我记下了,人和人要平等。

我五岁多那年,母亲生了妹妹文琴。五哥当时在兰州工作,看我妈娃多忙不过来,就叫五嫂(吴月潭)把我带上到兰州生活。第二年(1948年)4月,父亲带着文豹哥也到兰州来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父亲这次到兰州其实是为了避难。当时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进攻陕北边区,占领了延安,志得意满,为了吹嘘他反共的“赫赫战功”,派副官到后宰门待雨楼传话,让我父亲写一部宣扬“戡乱救国”的戏。父亲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发动内战、苛捐杂税、鱼肉百姓早就不满,就借故推辞。胡宗南不肯罢休,三番五次派人上门催逼,父亲始终不肯就范,就以养病为名,躲避到兰州来了。

乾县的共产党人吕建人、陈元方、杨乐人等在西安搞地下工作时就和我大有来往,认我大为“先生”,有时风声紧了,还到后宰门我家躲避几日。1949年春天,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眼看也守不住了。吕、陈等人就托人捎信到兰州,叫我父亲尽快回西安。5月18日,父亲乘飞机赶回西安,过了两天西安就解放了。

西安解放后,父亲被推举为“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西北文联委员”“土改委员会委员”,经常在外头开会,我们在家里难得见上他。抗战时期,父亲曾在西安东郊置了三十多亩地,后来做了中南火柴厂的地皮。土改运动中,父亲自愿把这块地捐献给了国家。所以,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小土地出租”。

1950年秋天,父亲把我叫到上房,摸摸我的头,拉着我的手说:“你今年八岁了,本来早该上小学,因为驹驹调皮,我怕他上学不听话,就叫你迟上了两年。今年开学送你俩一块到青年路小学上学,你要好好念书,还要照看好弟弟。今天给你起个学名,叫‘文娥’。记下,以后你在学校就叫‘范文娥’,在家里还叫‘拜拜’。”我连连点头回答:“大,我记下了,以后在学校我叫‘范文娥’。”

我的父亲范紫东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父亲问我,你们现在学不学珠算?我说老师还没教。父亲说:“老先人留下来的珠算很有用处,你应该好好学,将来无论干啥都能用上。”从此父亲得空就教我打算盘,从加法、减法一直教到乘法。

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上房,让我把“小九九”打一遍,他坐在躺椅上,一边抽水烟,一边听我打算盘。忽然,父亲说,“停下!你把珠子拨错了!”我很惊奇,就问:“大,你又没在旁边看,咋就知道我拨错了?”他笑着说:“听算盘珠子的声音,我就知道你拨错了。”我不信,折回来一验算,果然我刚才多拨了一个子。从此,我练习珠算更认真了,一点都不敢马虎。

我的父亲范紫东

1952年,全国人民为“抗美援朝”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西安文艺界举行捐献义演,75岁的父亲也登场参演,在折子戏《回荆州》中扮演诸葛亮。这是我们兄妹头一回见父亲登台唱戏,坐在台下看父亲在台上表演,高兴地把手都拍红了。

1953年2月,西安市人民政府聘请父亲担任文史馆馆长。那天父亲回来,高兴地对家里人说:“以后我也是‘公家人’了,能为抢救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尽一份力,也是晚年一大幸事!”当年,父亲就带领馆员们对西安城区郊外许多名胜古迹做了详细的实地调查,编撰了西安《胜迹志略》。

1954年初,西安市文史馆筹备编撰关中地区《陵墓志》,父亲不顾年高体衰,冒着严寒,带领馆员们到各处古代陵墓实地勘察。3月26日,父亲在古灞桥、秦始皇陵考察时不避风寒、亲自步量,回到家中就开始发烧,接着上吐下泻,赶紧送到医院,终于医治无效,在3月31日晚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灵柩安放在待雨楼上房厅堂,西厦屋檐下陈列着父亲的剧本、著作、诗画手稿,院子内外挂满了花圈、挽帐、挽联,前来吊唁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4月4日,西安各界在待雨楼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先生亲致悼词。追悼会后,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省戏曲研究院的学员在前面列队举着花圈,有关领导,父亲的生前友好、故交学生,热爱秦腔的各界戏迷群众,好几百人护送我父亲的灵柩,由后宰门经北大街、钟楼、西大街到西稍门,沿途有许多单位、商铺自发地在门前摆设香案祭送。父亲的灵柩在西稍门送上汽车,开往乾县老家西营寨北岭,与文氏大妈合葬。

1955年,西安市政府决定建设中心医院,地址选在西五路和后宰门之间,父亲于1937年营建的住宅“待雨楼”和周围一些人家都在拆迁范围。按照当时的政策,地皮是国家的,无偿征用,房屋等地面建筑由业主自行拆除变卖,政府给予一些补偿。五哥在青年路45号购置了一处房产,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一起暂住青年路。三哥两口也在亲戚家暂住。直到1957年,三哥和母亲在香米园共同购置了一院房产,母亲才带着我们搬到了香米园。三哥两口遵照父亲生前的嘱托,一直对我们兄妹关照有加。

我的父亲范紫东

父亲去世后,家中失去了生活来源。母亲只能靠出租厦房收几个房租维持生活。三哥没有工作,也只能靠收一点房租,加上莲湖区政协每月发的一点生活补贴,维持老两口的生活。由于家中生活困难,我们兄弟姐妹都无力上大学深造。文豹哥到咸阳考了中专,靠助学金从陕西机器制造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我1960年在41中初中毕业后,保送到西安市师范学校,靠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分配到西安市小雁塔小学任教。文驹弟高中没有毕业,于1962年报名参军,到新疆服役。文琴妹靠我五哥资助,从武汉测绘学校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测绘局工作。文才妹文革中下乡插队,后来招工到泾阳水利技校当了工人。我们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能继承父亲的戏剧事业,想来十分遗憾。

【本站总编:秦岩     微信号:shaanture      新闻热线:1338492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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